从建国初了解亻革家人民族识别的来龙去脉

摘录自：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張兆和

在1990年代初期，我和贵州省首府贵阳市的几个亻革家精英交谈过——他们在党内不同部门获得了位置，包括政府机构、学院和国有企业，他们带领着亻革家人，对独立于苗族的民族类别提出了迫切要求。对这群亻革家精英来说，本土汉族和苗族群体习惯于将他们称作“亻革兜”，这是一个贬义词（在汉语史料中，“革”字左边有一个反犬旁，表意动物；“兜”字意为“愚蠢的”。）他们强调指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汉语史料中这个带贬义色彩的名称变成了他们的一个优势，证明了他们在历史上是作为一个独立于苗族的族群而存在的。这些精英进一步解释说，他们选择保留这两个字（“亻革兜”）中的前一个字作为他们的文字称谓，这和“革命”的“革”是同音异体字，而现在他们有意将表示“动物”的反犬旁替换成了表示“人”的单人旁。84从指称一个群体为“动物”到“革命者”，“亻革”字含义上的变化的确非常重要。这些亻革家精英一直在为国家对标识民族地位的他们的“亻革族”身份的认可而努力。然而在官方和大众媒体上，亻革家人普遍被称为“亻革家”，表示整体的词汇“家”，显示出这是一个不足以获得或被赋予“民族”地位的低一级的类别。

在1990年代初期在枫香寨举行的祖先崇拜仪式中，一个新恢复的传统作为亻革家文化的展示在许多宾客面前举行，最年长和受尊敬的一位亻革家领袖，就亻革家人对国家民族识别工作所作奋斗的早期历史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

自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亻革族的民族称号就被承认了。在费孝通1951年二月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考察了贵州之后，他写的民族工作报告附件十三是专门讨论亻革族的。在那份字数不足一千的文件中，“亻革族”一词出现了十六次……在他发表在1952年3月《新观察》上的《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一文中，他明确说明亻革族是“（古代）僚族的后代。”在1951年12月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印刷的《中国少数民族简表（增订版）》小册子中，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被分为两类：一类属于那些已经得到明确调查和认可的民族，另一类包括那些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民族。亻革族属于第一类……在1957年4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局印刷的贵州少数民族分布图中，亻革族的分布情况被标识出来了，亻革族一词出现在了地图图例中。（田野笔记，1993年11月24日）

这些以“亻革族”一词对亻革家人所作的报告、表格及地图形式的民族识别的官方表述，自1950年代中叶起，就一直在亻革家人请求官方认可亻革族的过程中被作为论据使用。1956年起，亻革家精英突然发现他们遭遇了身份危机，在贵州黔东南苗侗自治州成立的时候，他们没有被认可为一个民族。85情况似乎是，或者是官方对“亻革族”一词的用法获得了一个比早期用法更精确的政治含义，或者是国家改变了对于亻革家人民族地位的看法。从那时候起，亻革家人一直投入于获得认同的奋斗中，但始终是一个“待识别群体”。

83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979]）， 第96页。

84“革”的写法在汉语史料中有过一些变化。几乎所有的变形字都在左边有一个反犬旁来表意动物。“革命”的“革”字在字的右边的这种写法在一些文献中可以找到。参见贵州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编），《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七辑》，1987，第1卷，第60-80页；第2卷，第42页。

85贵州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编），《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七辑》，1987，第1卷，第170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贵州的民族识别工作搁浅了，亻革家人的地位因此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80年代早期，亻革家人作为二十多个待调查的“未确定”群体之一，才又一次成为重新开始的识别工作的对象。86早在1979年，就有几个亻革家精英群体中的成员写信给中央，要求对他们的民族称号授予官方认可。87当时亻革家精英在贵州省内官方体制的各个级别里占据了一些显著的位置——包括省级和县级官员、大学教授、国有企业管理者等。他们对于革家人民族地位的担忧，部分来自民族体制重新建立的过程中，他们对自身在官方体制中地位亻革所受的潜在威胁的担忧。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自治”行政体系中，这一威胁尤其真实，因为最高级别的领导地位被认为是由该地区最有势力的少数民族所占据的。88在从待调查群体中招收土著干部和知识分子进入识别工作团的官方政策中，亻革家精英们依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成功地获得了重新恢复的亻革家民族识别工作中的大部分工作，并主导了整个项目的进展。89在1980年代初期几年间，一个大部分由亻革家精英组成的工作队考察了为数众多的亻革寨收集数据，写了大量报告，赢得了黄平县政府和凯里市政府对他们民族地位的许可和推荐。90

亻革家人在重新恢复的民族识别工作中的角色，和在早期工程中相比，不再仅仅作为呈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的报告、表格和地图当中被调查和表述的对象。相反，他们成为自我表述的积极主体，有力地说出他们是谁、他们如何与其他族群以及国家相关联。然而，在他们为民族识别工作所写的许多调查报告和情愿书中，他们的自我表述通常是通过对汉语史料进行创造性的挪用达成的，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和亻革家相关、并且拥有汉语民族名称的一些非汉群体，比如“亻革兜”和“仡佬”，亻革家人以此声称自己是上古西南土著“僚”人的后代，在汉族的世界秩序中，他们有史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但是，如果通过其他一些历史文献来考察亻革家群体的形成，会看到他们对于他者身份的敏感似乎有更为复杂的曲折之处。19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刚开始之际，一位县级革亻革家官员在寻求官方民族识别工作的恢复以探索其“未确定”的身份的过程中，在自己家乡发现了一份关于亻革家历史的民间资料。这份资料题为“犵族史话”，以古典汉语的方式写就，如同汉语古文献中的许多非汉民族名，“仡”字有一个表示贬义的反犬旁，这份资料据说是基于清代的一份纪录古代亻革家人口头传统的手稿，之后它被作者的后代保存在家中。91这一史话只有短短2,200个汉字，呈现了对一些亻革家文化习俗的神话起源的解释，

87贵州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编），《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七辑》，1987，第2卷，第75-78页。

88一些革家官员曾抱怨，在1981年，由于拒绝改变其民族类别为苗族，一个县级革家官员被要求从一个高级别的位置上退下。除此之外，虽然一些革家官员得以保留他们的高级别官员地位，他们仍然害怕他们最终会被撤下。这些抱怨声称，作为他们不明确的民族地位的一个后果是，大部分“自治”地区的革家高级官员被从核心领导层内撤下。同上，第156页。

89贵州省人民政府（编），“‘省’人民政府批转全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贵州省人民政府文件”签复（1981）第112号。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制政策研究室（编），《民族政策文件选编1979-1989》（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1）， 第663页。

90贵州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编），《贵州民族识别资料集：第七辑》，1987，第1卷，第12-15页；第2卷，第7- 8页、217页。

91李应璧、罗朝荣（1978年手抄本，注释于2003年 ），“ 亻革族史话”，原始版本由李朝能和李应超保存。

包括他们独特的服饰、芦笙乐器、传统的求偶舞蹈、十二生肖纪年系统、祭祖仪式上的杀牛和牲口献祭活动、亻革家人的语言，等等。这段史话追溯亻革家人的起源至一位叫做武丁的神话英雄，他在箭法上的英勇使他射下了六个太阳和六个月亮，只剩下一对太阳和月亮，使牲畜和人类得以从炙烤中解脱。这个神话英雄据说曾被可怕的蚩尤所打败，在他逃往深山的时候娶了一个哑女，而这个哑女说话的发音听上去很像今天的亻革家语，这一对夫妻后来孕育出了亻革家人。当蚩尤再一次危害世界时，武丁召集了他的人民，协助黄帝降伏蚩尤，最终在战场上杀死了蚩尤。胜利之后，最高统治者黄帝将一套武士战袍奖赏给了武丁。武丁将战袍传给了他的女儿，之后这套战袍就被用作今天亻革家女性服饰的传统式样。

这段史话一开始是古代汉族神话中女神女娲的传说，她用炼石修复了破损的天空，这段故事说，五种颜色的石头诞生出五种不同颜色的人类，364块石头诞生出世界上364个民族。关于五个“种族”和许多“民族”的观念并非出自未知时代传下的神话，却表明这个故事的创作很可能并不早于二十世纪转折阶段的晚清时期，当西方关于种族和民族的观念第一次引介到中国。在这一历史脉络下，中华民族对于黄帝的原始祖先崇拜开始流行，而另一个被魔鬼化了的竞争者蚩尤，则成为被打败了的中华文明的反面形象。有趣的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作为亻革家人原始祖先的女人嫁给了武丁，而武丁是魔鬼式的蚩尤的敌手，最终和黄帝协作，在战争中杀死了蚩尤。在古代汉族历史中，武丁是商代的第二十三位统治者，比汉族神话中被视作中华文明起源的黄帝和蚩尤所处的年代晚了许多。武丁从未在汉族神话中作为射落涂炭生灵的多余的太阳和月亮的英雄出现过，这一故事却在西南地区包括苗族在内的非汉群体内广为流传，与汉族神话中的人物后羿相关联。武丁参与黄帝与蚩尤的交战，这一年代错误的穿插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即这一事件是十九世纪中叶对苗乱中亻革家人的角色的追忆：当时亻革家人被苗族叛乱者抢掠，从皇朝的镇压武力中寻求保护，最终由于镇压行动中的协助，而获得了皇朝奖赏。